米乐m6官网问政智库｜丁金光、张超：“一带一路” 建设与国际气候治理一、“一带一路”建设横贯亚欧，并涉及部分非洲地区，覆盖了从热带到寒带的9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其间地理条件复杂多样，既有大面积的森林、荒漠和草原，也有重要的农耕和城市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质和气候条件各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它们在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未能免于其影响。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更加脆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沿线个发展中国家的多数位于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米乐m6官网登录入口。研究显示，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10个国家中，有6个聚集在“一带一路”沿线，均处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对这两个地区而言，气候变化带来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增加等，还导致粮食减产以及公共健康状况恶化，进而加剧失业和贫困状况。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国之一。中国科技部2015年发布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中国气候变暖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中国气温增幅在过去的100年中为0.9～1.5℃，预计到本世纪末可达1.3～5.0℃。全球变暖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导致中国冰川面积退缩约10.1%、冻土面积减少约18.6%。气候变暖对于青藏高原的影响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近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年均减少约131平方公里，总共缩小了18%左右。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且增长速度快。“一带一路”沿线聚集了世界十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者中的五个，分别为中国、欧盟、印度、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迅速增加。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目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的近27%，排放总量超过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欧盟之排放量总和。一份以“一带一路”沿线个国家名义进行的测算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排放了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55%。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较快，但由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环境保护处于初级阶段，其温室气体排放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其中以印度的增长最为明显。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印度的碳排放将从2013年的19亿吨增加到2040年的50亿吨，成为这一阶段全球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角色多样，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中普遍比较积极。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以欧盟及其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欧盟被广泛视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欧盟不仅为自己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也积极推动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第二组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虽然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减少贫困和发展经济的沉重压力。双方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也共同努力推动发达国家采取更多减排措施，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援助。第三组则囊括了“一带一路”沿线以缅甸、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并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因此希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采取更多减排行动，并为其提供更多援助。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作为传统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头羊，确定了富有雄心的减排目标。根据现有规划，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并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提高至32%;到2050年，欧盟则致力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0%至95%。作为新兴经济体和世界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的中国米乐m6官网登录入口，也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2014年，中国承诺，到2030年左右，将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2015年向联合国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中国进一步承诺到203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60%～65%。“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行动起来，多方应对气候变化。比如，印度设定了面向2030年的气候变化应对目标，包括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33%～35%米乐m6官网登录入口，将非化石燃料发电比重提升到至少40%。此外，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制定了发展清洁能源的目标和支持性政策，以支持本国的清洁发展转型，共同应对全球变暖。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相关建设的推进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治理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目前，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同沿线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区域内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和贸易，相关金融机构为区域内气候治理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民间力量也行动起来，在“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中国积极有为，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变化合作提供了动力。中国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并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进一步深化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的重要契机。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发达国家迟迟没有完全兑现其资金援助承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融资（即“南南气候融资”）日益成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有效途径。双边倡议是实现南南气候融资的主要路径之一，而中国则是这一路径的最积极实践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援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物资供应、项目建设、技术合作以及人员培训等。近年来，中国气候援助力度显著加大。2012年，中国宣布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3年的国际合作，帮助小岛屿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4年，中国决定从2015年起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并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2015年，中国宣布为该基金提供2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亿美元）的支持。在2015年底的巴黎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宣布中国将实施“十百千”项目，即在发展中国家建设10个低碳示范区、开展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中国用于支持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资金已达7亿多元人民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南南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举办了许多培训班。比如，2017年4月,国家发改委主办“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吸引了来自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18个国家气候变化领域的30位官员和专家参加。2018年5月,中国科学院主办“一带一路”气候环境变化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名青年科研人员、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这些活动的举办加深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沟通，有效传播了中国的气候变化治理理念，也有助于提升有关发展中国家决策者、专家学者和青年人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第二，清洁能源投资和贸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变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也视之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之一。2016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虽然下滑，但仍以783亿美元的投资额（占全球总投资额的32%）高居世界首位。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短时间内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几乎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全球之首。例如，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就从2005年的14万千瓦增长到2016年的7780万千瓦。中国原计划将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到2020年底提高到1．1亿千瓦，但提前在2017年就已达成。另外，中国在水电装机容量和风电装机容量等领域同样领跑全球。近些年来，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逐渐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项目。中国的海外清洁能源投资保持了快速的增长。2016年，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了11个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总投资额达到了320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60%。而2015和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总金额达118亿美元(见表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国家日益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以光伏产业为例，2016年，中国对印度光伏组件出口达到了24．59亿美元，较2015年同比增长78．68%。印度也一跃成为中国光伏组件出口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市场。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清洁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清洁能源贸易预计将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和贸易为缓解当地电力缺口、推动当地经济低碳转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2015年开工建设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900兆瓦光伏地面电站项目，可以极大缓解旁遮普省及周边地区的用电紧缺局面，也直接为当地创造3300多个就业岗位。该项目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效益，预计每年可节约化石能源消费约39．4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6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