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m6盛世危言：繁荣背后的乱忧中医治病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一种未病先防的积极思想。国家的治理同中医治病一样，需要防微杜渐，“不治已乱治未乱”，把导致社会的乱源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现代的中国不能乱，也经不起再乱。因此，在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局势下，我们需要居安思危，透过一些社会的表象，考察那些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消极因素，以便采取积极的措施，达到未乱先防。

　　中国在1949年独立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稳定发展的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经济日趋繁荣，国家实力也在迅速增强。但是在这一片繁荣的景象背后，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这些不和谐的现象正在成为社会的乱源。

　　本文拟就从、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进行考察一番，以供有心者参考。

　　反是领域中的一个永恒性的话题，它反映的是公共机构中私欲与公心之间的矛盾。公共机构被民众赋予了管理国家的职能，并拥有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力。处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的公职人员（政府官员），需要管理的对象不同，享有支配公共社会资源的权力也就不同。但是，无论处在哪一个层级的政府官员，都要面临着自己的双重身份带来的道德问题。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首先是一个具有私欲的社会个体，也就是他需要生活，需要支配一定的属于自己的资源，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公职人员，需要为百姓谋福利，那么他就要为公共意志服务，这就是需要有公心。作为这种双重身份，一个政府官员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私欲和公心？

　　私欲关系的是官员个人或者其家族的利益，这是私人利益；公心关系的是老百姓的福利，这是公共利益。由于政府官员掌握有人民赋予的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那么政府官员去谋私就具有普通老百姓不具有的优越条件，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用于为民造福的公共资源纳入自己私人的范围以供自己享用。这就是——私欲战胜了公心，官员就成了百姓的劫匪和盗贼。因此，在公共机构中，需要强调公心的重要性，政府官员必须把公心放在首位，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才能把公共资源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百姓谋福利。这就需要政府官员不折不扣地克己奉公，历史上有许多能够很好地处理公心与私欲之间的关系的为政者，他们往往都能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为百姓所永远爱戴。如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他把自己的私欲几乎完全转化成了公心，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如果谋位政府官员成为了私欲的奴隶，放弃了为百姓谋福利的公心于不顾，那么他就会为了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去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的甚至置老百姓的苦难于不顾，盘剥百姓，导致社会。因此，官员是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反的努力，从处决山和张子善，到现在的逮捕和等，我们看到了历代国家反的决心。但是，只要私欲存在着，现象就会存在着，一旦现象严重泛滥，必然会动摇中国党的执政根基。

　　因此，我们的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包括体制改革、加强道德教化等等，拟制政府官员的私欲抬头，进而打击现象，保证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在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经过近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也由原来的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为辅的分配体系。对私有制的放宽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社会环境，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民营企业的壮大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战略重组，制度的不完善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民营企业家，这一群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将要再次面临着资产阶层突显的社会局面。

　　对于这群民营企业家而言，他们为数不多，但是掌握的资源的数量却是非常的惊人。由于掌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从政府手中获取别人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既而造成一种不良的竞争。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当社会资源分配体系失控后，必然带来的是经济秩序的混乱和民不聊生的苦难。

　　从以前受到惩罚的几个拥有巨额资产的民营企业家来看，这些一夜暴富的民营企业家多是利用一些政策和体制的不完善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和骗取社会资源。我们国家是绝不能姑息这些依靠祸国殃民的途径来获得不义之财的富人，他们必须受到惩罚，把属于国家的归还国家。

　　因此，我国当前需要加强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建设，促进分配制度的公正性，避免少数人囤积财富，进而保证社会财富最大限度的均匀化，减少百姓的怨言，实现社会长久的稳定。

　　中国独立后，为了摆脱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国家一直致力于社会的现代化，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快速的发展带来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开始显露出了不尽人意的另一面，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穷人与富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

　　穷人与富人在现代社会拥有社会资源的差距进一步增大，可以进行如下分析：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基本上保持一个定值，这个定量的财富却要让国家的所有民众去分配，一旦少数人依据手中的优势条件占据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剩余的数量就只能供大多数人再次分配。无论这大多数人怎么折腾，都不会获得更多的财富m6体育，而只是有限的财富又被少数人依靠自己的优势条件占据，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赤贫化了。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再增加，但是富有的依然根据自己已有的优势继续获得更大的分额，而处于赤贫化的依然处于赤贫化，他们当中或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遇脱离赤贫化，走向富有，但是贫富差距的现状会依然存在，依然加大。

　　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一方面是“陋窟饥寒迫”，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必然带来的是绝大多数基层百姓的苦难。因此，国家必须防止这种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匀的局面产生，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拟制少数人财富的过度增长，保证绝大多数人的福祉。

　　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也是城市化。工业企业多分布在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的发展。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因此，农村里的素质高的青年人一部分通过高等教育自然地留在了城市，一部分没有通过高等教育却进了城市在企业里务工，这导致了农村高素质的人才匮乏。由于剩下的多是一些年迈的老人和儿童在家留守，他们大多缺乏有效的劳动力或者根本没有劳动力，大量的农田没有人来进行精耕细作，从而导致荒芜，更莫说发展现代化的农业。

　　农村在向城市不断供应大量优质的劳动力的时候，也导致了自己的衰败。我们知道农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一旦农业基础不牢，那么工业经济的表面繁荣也不会维持的太久，城乡的差距会导致中国经济秩序的溃败和社会的。

　　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有效的措施改变目前农村荒芜和衰退的局面，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

　　然环境就是与人类同样有着自己生存权的自然万物，而人类却把这些自然物作为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加以利用。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这些自然物的存在，但是人类的生活却又需要破坏掉这些自然物。因此，人类在不断地破坏掉这些自然物的时候，也就是在不断地破坏掉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现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也就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生存环境。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必然面临着在破坏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的时候，也在破坏人类公共的自然环境。

　　全球气候变暖直接带来的一个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海平面上升，导致部分国家被淹没，同时一些内陆地区更加趋向干旱和荒漠化。一边是被洪水淹没，一边则是被干旱折磨，这就是人类居住环境的恶化。

　　全球气候变暖也是比较容易解释的，我们只要根据物理学中最简短的能量守恒公式就可以判断。比如地球中大量的煤m6体育、碳、石油、天然气等储藏在地下，这是地下能量，是不能被释放到地表的。石油等能源是与极地冰川和高山冰川保持着一种平衡的，一旦地下能源被使用，大量的能量被释放到地表，这必然导致地球表面能量的积聚，地表温度升高，而极地和高山冰川也就难逃融化的厄运了。

　　因此，当前不是要国际阻止排放什么温室气体，而是要减少人类的经济活动，减少对能源的消耗，进而减少排放到地表的能量。不管我们使用那种能源，即使是水能或者核能，它同样可以使地表温度升高，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这需要人类集体行动，但是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它们能停止发展的步伐吗？

　　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既是一个致暖因素，也是一个受害者。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两难的境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当我们在全球环境恶化贡献正值的时候，我们也在遭受着发展地方经济带来的严重地方污染与生态秩序的破坏m6体育。

　　一些地区的森林过度砍伐已经荒漠化了，一些草原植被过度放牧已经荒漠化了，一些矿产地区过度开发也荒漠化了……我们能居住和生产的面积正在减少。

　　一些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愿主动地去处理废弃物，它们排放污水，排放废气，随意丢弃废固，于是我们的海陆空受到了污染；然而我们不仅自己在制造污染环境的垃圾，我们还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洋垃圾，充当它们的垃圾后院……

　　如果说这些现象是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环境的恶化现状的话，那么自然物种的急剧减少，却远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由于大量的自然物生存的环境被破坏，这些与人类共生的生物朋友们，有的悄然地消失了，有的还在被人类进行最后的抢救，也是奄奄一息了。它们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地球，而人类离开这个地球的日子恐怕也是不会太远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物链越来越单一，这必然会导致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地威胁。

　　人类发展经济对环境的破坏最终带来的是人类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也最终让人类在短期的纵欲之后，遭到的是自我迅速毁灭的报应。

　　中国曾是一个傲首世界的礼仪之邦，然而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我们的社会是礼崩乐坏，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举止幽雅的现代文明人，而是言行粗俗的西化了的野蛮人；我们听到的不再是那种能够沁人心脾的和音，而是一种疯狂宣泄的噪音和靡靡之音。

　　就在我们憧憬着那优美和谐的远古社会情景，努力拾起那残缺不全的文明碎片的时候，就在这一片真正的文明废墟上，有一种思想毒瘤正在中华大地上象瘟疫一样传播，它正在感染着那些意志薄弱毫无免疫力的国人，这种思想毒瘤就是从西方进口的堕落的自由主义文化。

　　目前中国已经培育起了这种思想传播的土壤，首先我们正在积极致力于制的建设，制带来的是公共权力的极度分散，使公共权利失去对社会个体的塑造进而屈从于社会个体的满足与放纵，这就为个人主义的抬头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其次，中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始就进行改革开放，效仿西方建立资本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的建设强化了个体自由竞争的需要，也刺激了整个国人的放纵。

　　于是，需要自由，自由促进了放纵，放纵带来了庸俗和低俗的泛滥。一切对国民进行积极向上的文明塑造都在个人自由放纵的情境下化为泡影，我们的大多数国人不再是去推崇那些创造文明的远古圣贤，而是拜伏在那些能够满足我们五官之欲的低俗的现代艺人的脚前。他们把圣贤的道德贬为虚伪，把那种低俗的放纵作为一种高尚推崇。凡是那些能够满足和刺激现代人的都得到了空前的崇拜，就在这一片疯狂地崇尚低俗的时代浪潮之中，那远古崇高的文明显得是那样的冷清，少有问津。

　　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不是要把心灵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无拘无束的澄明的境界，而是把心灵转化成为了的牢狱，不断地去为自己的放纵争取能够达到的极限，不断地掀去那千万年以来通过对心灵的而达成的文明，进而把自己降到畜生般的境地。

　　对于这个日益毒害中国人的思想毒瘤，我们需要进行强有力地抵御与批判。把人类从堕落的牢狱里解救出来，重显那崇高的文明之光，应是现代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的义务与责任。

　　文化是民族之间区分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呈现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取决于这个民族发展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并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来塑造自己。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生存实践中创造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灿烂的东方文化，这种文化世代相传，始终维护着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地共处。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文化的输出大国，我们不仅影响了东南亚地区，而且也影响了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文化。在二十世纪以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我们就基本上变成了文化的进口国。我们不仅要从西方进口社会制度，还要从西方进口科学。失去了固有文化，如今的中华民族跟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亦步亦趋，彻底失去了千万年以来东方文化发展的主体地位。

　　造成中国近现代文化落差的现状本是东西方文明各自呈现的形态所致，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塑造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东西方生存状态的差异导致了近现代的文明冲突。在这种文明冲突中，那通过破坏周围的自然物不断增殖的西方物质文明必然带着强势打破东方天人合一的和谐的生存现状，进而蹂躏处于势弱的东方诸国。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惨遭西方列强蹂躏之后，痛定思痛，决心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接受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于是就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几乎全盘性的否定，东方文化随即被中国人抛弃的几乎一干二净。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全盘否定让一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了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只到现在，还有一大批持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的知识分子还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大肆贬低和诋毁。

　　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态度导致的最终是中华民族失去了自己千万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在不断壮大自己的身躯的时候，却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成为了丧失自己民族特性的二流民族。没有了精神家园，如今中国广大社会繁荣的背后，也显示出了同西方社会一样的精神空虚和糜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庸俗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等腐朽堕落的思想开始泛滥。在随着与西方一起疯狂躁动的背后，就是东方人性的沉沦。

　　这就是我们鼓噪现代化并完全接受西方文化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正在可怕的失去我们自己民族千万年以来所形成的文明特征。在日趋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这并不利于我们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中的生存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一个丧失了自己灵魂的民族还能重新立于世界民族的前列吗？

　　中华民族是东方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在万邦林立、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我们中国要想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实力、凝聚世界范围内的炎黄子孙，除了要发展国民经济、完善制度等因素外，回归与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在于所有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构成了我们不自知的灵魂，而这才是凝聚人心的最强大的力量。

　　回归传统文化，复兴古典精神，这应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文化的任务。我们需要大力批判那些继续诋毁和攻击中国固有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需要继续批判在西方培养起来的在国内进行大肆散播的西方文化先进论。

　　任何一个要想担负起复兴中国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都应去积极探索回归我们精神家园的有效路径，旧的可以重修，没有的可以重建，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把中华民族重新塑造成东方文化的主体，进而改变我们的文化贸易逆差的现状，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化大国。